司马光从小喜欢史学。然而《左传》以下，战国时期尚有《战国策》等编年体的史书，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他创立的纪传体史书倍受重视，被尊为“正史”，代有佳作，至宋初已有“十七史”之称。如果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就是十九史了。这十九部正史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五代四千年左右的历史，累计1600余卷，三千余万字，可谓卷帙繁重。

　　同时，纪传体以人物为主，同一事件往往分别记载在不同的记传或志文中，头绪繁杂，时间概念也不明确。这是纪传体史书之不足。一般人难以通读这些史书，更不要说封建君主了。要让君主能够观古知今，以史为鉴，编一部贯通古今的新史书的重担摆在了司马光面前。

　　司马光把眼光从纪传体转向了编年体。与纪传体相比，编年体主线突出，脉络分明，文字简洁。于是，他依据《史记》，参以他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下至秦二世三年(前207)秦朝灭亡，写成八卷，记载了两个世纪以来战国七雄盛衰兴亡事迹。英宗治平三年(1066)，他以《通志》为名进奏。英宗很喜欢，要其续修八卷记载“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再次上奏时，《资治通鉴》的编修思想基本成熟了。他在奏章中写道：“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不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元丰七年(1081)十一月，司马光在全书完成后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又一次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为编年一书。”

　　这两段文字，一个写于受命之初，一个写于完成之后，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英宗对司马光的修史工作给于了极大的支持：以刘恕、赵君锡两位史学家为助手，允许其“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并告诉司马光，书名不定，“俟书成，取旨赐名”。

　　历史上奉旨修史有之，但由主编自己选人组成书局，实属少见。其他待遇也是“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以后的十九年的修史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司马光都能坚持不懈，一意修史。尤其是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一意修史，确保了《资治通鉴》的撰修完成。

　　治平四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这年十月，司马光为神宗讲读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神宗听后称赞不已，觉得历史经验非常有利于国家治理，当场将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赐予序文。

　　《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如果没有周密计划，就难以做到细大不捐、繁简得体。司马光与他助手在编著过程中，严格按照编修丛目、长编、删改定稿这三个步骤进行，重大历史问题，司马光都认真研究，得出结论，才修入《通鉴》，从而保证了全书的质量。

　　《资治通鉴》上起三家分晋，下迄赵宋代周，记载了周秦以下16朝、1362年史事，全书294卷，三百余万字。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极大的重视。朱熹曾说：“温公所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0)。”近代梁启超则评论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繁简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中国历史研究法》)。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史料充实，细大无遗

　　《资治通鉴》历来以史料充实，细大无遗著称。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自己“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南宋人高似孙曾对《资治通鉴》引用书籍作过统计，除正史外，引书222种。后人研究认为引书多达三百余种。如《四库全书总目》则说通鉴引书322种。《资治通鉴》向以取材广博，网罗宏富著称。其引用的史料有不少已经佚失，于是更加弥足珍贵。

二、辨异存真，考证精当

　　编修史籍的材料来自不同方面。同一历史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辨异存真，是史籍编修者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怀疑历史文献的真伪，认为殷纣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十恶不赦。孟子也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样的话。有学者研究，司马光根据实录和杂史诸书指出《旧唐书》不妥之处378处，《新唐书》不妥之处197处，等等。司马光汇总这些成果，编写成《通鉴考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史专著，书中所载的考证方法对后世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采用司马光考异法订正史事，成为史学名著。清代乾嘉学派也以考据见长，其代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都是考据学的名著。

三、叙事平实，直书不隐

　　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直书不隐是其基本特点。《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一部史著。如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自己当上皇帝。司马光并不为李世民是唐太宗而隐讳此事，认为李世民此为篡逆(事见《二程语录》卷二)。对汉武帝的过错，司马光在《通鉴》中也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又指出汉武帝之所以能避免马上灭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能“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司马光能客观记叙历史，对于奇节异行，不合情理之事，一概不取。如《史记》称苏秦合纵，“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司马光认为这是游谈之士的夸饰之辞。汉高祖欲废太子立赵王如意，张良请商山“四皓”来为太子羽翼，使高祖打消废太子的想法。司马光认为这种讲法不可靠，《通鉴》对这些说法一概不取。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资治通鉴》的平实文风，不以奇谈异闻夺人眼球。

四、因事立论，纵论古今

　　史书有论，肇自《左传》“君子曰”，《史记》继之，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继承这一传统，因事立论，纵谈古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首先引用前人之论，语有未尽，再以“臣光曰”补之。“臣光曰”最能表达司马光的思想观点，历来为研究司马光思想的学者所重视。《资治通鉴》的史论可分为两类：一类从儒家思想出发，阐发为君、为臣、为子之道；一类针对宋朝的政治现实，以古论今。如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皇子弗陵生，武帝命所生之门为尧母门。“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这讲得就是为君之道不可不慎。又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智伯被韩赵魏三家联手所灭：“臣光曰：智伯所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严，敬也。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这是司马光针对当时政治形势而言的。

五、长于叙事，文字洗练

　　善于叙事，文字简洁，语言生动传神是《资治通鉴》的又一长处。虽为史学名著，但读来却不枯燥乏味，许多篇章写得生动传神，情节引人入胜。如三家分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等。

　　此外，《资治通鉴》的版本与影响、《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资治通鉴》的衍生书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纲目》，以及由《资治通鉴》研究形成的“通鉴学”等等，都值得有兴趣者继续研究。

　　(作者严文儒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人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