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复兴的崛起

　　1.道德重建的百姓诉求

　　(1)“囚徒困境”

　　苏格拉底提出一个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人们经常会“明知故犯”，其根本问题在于：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报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这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

　　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

　　(2)主观暴力与客观暴力

　　斯拉沃热·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明确的行动主体，比如说凶手杀人，资本家剥削人，某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另一种是客观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齐泽克进一步揭发了任何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甚而，系统化暴力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这样去思考。真正难以解决的暴力就是这些系统化暴力，这些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无可奈何的专制。

　　现代的系统化专制得到了民主和市场的支持，却形成了一个有点悖论的两难局面：在本质上，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方式，但民主和市场却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专制：人们可以选择，但选项是被给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我们仍然愿意想象，未来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比较少的民主和市场。

　　系统化暴力造成的恶果是，当人们感觉到一种专制暴力，但又说不清道不明，往往会怪罪于整个社会、各级政府，甚至最高领导，容易形成反社会情绪、反社会力量。要消解系统化暴力造成的危害，除了对制度进行改革外，还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

　　2.日趋强烈的顶层呼唤

　　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底，习近平在讲话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源自儒学经典的名言。其中，他引用《论语》36次、《孟子》10次，引用《礼记》、《尚书》、《荀子》也均超过5次。

　　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主题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是具有突破性的理论阐述。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参观儒家圣地曲阜孔府并在孔子研究院拿起桌上的《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这两本书翻阅，说要“读一读”。这一细节一时成为新闻热点，也反映了习近平对儒家思想的重视。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到北大看望了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并询问汤一介主持的大型文化丛书《儒藏》编撰进展情况。之后不久，天安门广场电子大屏幕又打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标语，内容均为儒家价值观。

　　9月24日，习近平在北京参加了世界儒学大会，大会上，他主要从儒学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说开去，表达他对世界和平、多种文明并存共荣的期盼。习近平对儒家文化价值观的论述成了当时的舆论热点，充分推动了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关注。

　　同时，习近平在出访他国或在发表有关对外关系的讲话时多次引用儒学典籍。譬如，2014年5月15日，他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提到《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上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出自《礼记》的话被习近平用来强调中国特有的精神文化世界以及对和平发展的坚持。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引经据典，引用了很　多古代理论经典，来强调对“和平”的向往。譬如，《论语》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中的“合则强，孤则弱”等。这样的讲话凸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也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期许。儒家经典之外，法家、墨家的经典语句也曾出现在习近平的对外讲话

　　3.学校教育的神圣使命

　　2010年9月媒体报道，在山东大学，“四书五经”已不是文学院学生独有的课程，而是作为一种“通识教育”贯穿文理学科。山大教务处副处长王宪华认为：大学教育要在“通识教育”理念的统领下，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他说，“通识教育”的课程是面向不同学科背景学生开展的，旨在克服高等教育专业化带来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通识教育”中，设有国学修养模块，以“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研读的重点，其目的在于发挥山大文史见长的学科优势，使学生在名师的导引下，逐步了解国学常识，体悟传统文化，提升人生境界。

　　据报道，早在1996年秋，山大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教授颜炳罡就与中国哲学专业的几位研究生一起义务创办了儒家经典诵读班。诵读班从1996年秋开始，直到今年春季，每周五晚7点，颜炳罡都会准时赶到诵读班的教室，与来自不同系科、不同专业、不同年龄和不同知识层面的学生齐诵儒典，共论古今。

　　颜教授认为，将儒学修养设为本科生必修课是值得赞赏的。在他看来，所谓的大学，是“大人之所学也”。从自然角度来看，大学教育就是“成人”教育，使学子成为“成人”的教育；而从社会角度来看，“大人”，指的是“心量大、气量大、责任大、目标大”。而要成为这样的人，就需要“闻大道，有大德”。虽然说读了国学经典，不一定就能成为“大人”，但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人生“大道”，能够培养人的“大德”。

二、儒学复兴的展望

　　1.儒学复兴的理论探讨

　　所谓儒学复兴，不是儒学的简单再现，更不是儒学的全面恢复，而是儒学精华成分的复兴，是将儒学作为一种必要的元素注入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使东西文化熔铸一炉，形成具有时代气息的思想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也就得到了凤凰涅槃般的复兴。

　　张岱年1983年在《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里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尊孔就是以孔子为偶像而极力崇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样就会堵塞探索真理的道路，阻碍社会的进步。反孔就是对孔子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这也就违反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82页)

　　2。　世界文化秩序新背景下的儒学复兴

　　(1)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

　　有限的游戏，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电子工业出版社)

　　卡斯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个观点是：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游戏观”的转换，即从有限的游戏转向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是画地为牢的游戏，旨在以一位参与者的胜利终结比赛。人类社会往往很容易停滞在结束了的有限游戏中，或者被囚禁在有限的游戏中而不自知。像战争、专制、环境污染、对他者的不宽容、对疾病和死亡的极大恐惧等等，都是有限游戏的负面产物。

　　“当今世界文化长期由西方强势的自由主义所主导。这种文化秩序如同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一样，是否到了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安乐哲《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人民日报　》2014年11月07日07　版)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儒学复兴

　　“普世”不是西方的专利，既然是普世，就应该是东西互补，是全球精神财富的熔铸，从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普世”精神。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24个字的基本内容。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习近平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

　　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当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习近平又指出：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领导层的思想十分明确：“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这种价值观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群众需求，理应发扬宏大。但是至今为止，缺乏有效的传导、沟通、弘扬等工作，这方面工作理应主要由传媒与教育部门承担，可惜效果实在欠佳。

　　4.脚踏实地，努力耕耘

　　(1)普及儒学等传统思想教育

　　我们可以做的很多，比如开设儒学(包括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课程，此课程可以是逐章讲述，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讲读；也可以是分类讲述，如《德行》、《修身》、《为政》、《学习》、《成才》、《交友》、《处世》等等；也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纲，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有机融入；当然，也应该吸收西方的优秀思想，兼收并蓄，熔铸一炉。

　　(2)开创媒体素养教育

　　也可考虑开展《媒体素养教育》，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高校作为选修课开设，缺乏普及性教育。而在欧美、日韩、台港等地早已普遍开始，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是因为他们认为，媒体已成为青少年、儿童的第二课堂，甚至直逼学校教育，有紧迫感。

　　课程讲授的基本原则有五条：

　　(A)媒体并不全面真实地反映世界。

　　(B)媒体讯息经过复杂的筛选、包装和组合。

　　(C)媒体讯息可能受到记者、编辑、媒体组织负责人，以及政府、政党，或财团的影响。

　　(D)媒体传播的科技特质，形成了媒体独特的表现形式或内涵。

　　(E)接受人是媒体产业运作下的市场商品，是广告商的目标对象。

　　(作者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人文系教师，篇幅所限，本文有删节)